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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《学思答问》一书,让人感佩的,还有余先生乾坤朗朗的人格。余先生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,一再强调“同情”一

含弘光大,儒者之风

作者: 必威体育 发布时间: 2020年05月15日 18:49:29

含弘光大,儒者之风

□路来森

余英时先生是知名学者,他的主要研究方向,是中国思想史和中国文化史,因其卓越的贡献,曾于2006年获得素有“人文诺贝尔奖”之称的“克鲁格”奖。

《学思答问——余英时访谈集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。该书共收入余先生访谈录十六篇,其中有六篇发表于大陆之外的出版物,之前大陆出版的各种文集从未收录。书中访谈原载大陆、香港、台湾、美国等媒体,立场各异,角度不同,却更能使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加深对余英时先生的了解。

访谈的内容涉及广泛,诸如:思想与思想史、中西文化之比较、儒家的现代意义、“士”与现代知识人的关系、西方民主的东移,以及对中国近代史上“义和团”运动的思考、对中国现状和前途的思考、对中国文化现状的分析、对大陆“孔子热”的看法、对胡适的评价、对两岸关系的评价、对学术腐败的看法、对生与死的看法等。从中,我们可以看到余英时先生学养的丰厚,和对问题思考的深刻,感受到一位真正学者的博大的人文情怀。

1985年,余先生在《联合报》和《明报月刊》上,发表了《“常侨居是山,不忍见尔”——谈我的中国情怀》一文;1988年,台湾“允晨出版社”出版了余先生的散文集《文化批评与中国情怀》,由此,余先生的“中国情怀”广为人知。读《学思答问》一书,我们更是能从中感受到余先生的这种“中国情怀”的深厚。余先生,曾多次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“鹦鹉救火”的佛教故事:“昔有鹦鹉飞集陀山,乃山中大火,鹦鹉遥见,入水濡羽,飞而洒之。天神言:“尔虽有志意,何足云也?”对曰:“常侨居是山,不忍见尔!”天神嘉感,即为灭火。

余先生正是借“常侨居是山,不忍见尔”,来表达他的“中国情怀”。在访谈中,余先生屡屡陈述对其故乡安徽潜山的思念之情,多次强调:他的文化观点出自中国,他的文化情感仍在中国,他有着对中国文化的强烈认同感。他说:“虽在美近半个世纪,我最大的感受是,我是从中国来的,我的文化观点出自中国,我研究中国,我身上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中国的,另外百分之十来自所受的西方教育及其他世界性文化。”

作为一名文化学者,对文化和社会,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,体现着一个文化人的高度和操守。余英时先生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,反复强调知识分子,应该具有一种“文化批判精神”。他说:“中国知识人在自己的专业之外,还必须发挥公共知识人的批判精神,不为‘势’或‘钱’所屈服。但这是指建设性的批判精神,不是撕毁一切文化传统——包括中国的和外来的,撕毁一切则最终必将陷入虚无主义。”他是这样说的,也是这样做的。例如,在他看来,把“人”变成“分子”,会有意想不到的灾难后果,于是,他将“知识分子”一词,改用为“知识人”,他说:“分子是右派分子、坏分子,什么都在里头。我要恢复人的尊严,知识人等于中国人说读书人一样。”针对大陆兴起的“国学热”,他坦然道:“我觉得没有真正的‘国学热’可言。真正的学是不能热的。学是要冷冷清清长期做,如果带一个‘热’,就可以不考虑了。”

读《学思答问》一书,让人感佩的,还有余先生乾坤朗朗的人格。余先生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,一再强调“同情”一词。余先生认为,人,不仅对人要有同情心,对历史,也应抱有一份同情心,要设身处地地为历史人物,和历史事件去思考,不要以今人之心,求全责备于古人。因之,他接过陈寅恪的话头,主张一种“同情的了解”,他认为,这种“‘同情的了解’不仅用之于个别的人,也可以有效地用之于群体和普遍的历史现象。”根于这份“同情的了解”,余先生平日待人,总是态度谦和宽忍,俨然有儒者之风。学界之人评价他:“具有朗朗乾坤的气度,拥有含弘光大的胸怀。”确然不虚也。

路来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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